寒冬在春天之后来临

龙啸天

青岛韩企撤逃调查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3月27日10:30 南都周刊
　　记者 陈鸣 青岛报道

　　从2001年到2007年，至少206家未经正常清算的韩国企业撤离青岛，其中2007一年就达87家。

　　诸多迹象表明，一场韩资企业集中“非正常”撤资的行动正在青岛加速展开。

　　在导致韩资企业信誉危机的同时，也迫使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思路由盲目转向理性。

　　曾经在半夜乘摩托车呼啸来去的韩国青年在这条街上已不多见。2月的晚上，青岛出租车司机施长发守在青岛市城阳区的夜总会门口等着拉客。他明显感觉到，不论是白天黑夜，他能看到的韩国人都在减少——以前他每天要拉五六趟韩国人去机场，最近半年来平均一天两趟都不到。

　　韩国人正在撤离，在这个城市里是个私下流传的秘密。

　　从2007年下半年开始，在青岛的城阳和胶州——这两个韩国企业最集中的区域，民间已经传言纷飞，先是一些讨不到工钱的工人，接着是一批不时到访的韩国记者，他们都在传递着这个消息：一场韩资企业集中撤离的行动正在青岛悄然展开。

　　而一些韩国企业的“非法”撤离，正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

　　韩国老板悄然撤离

　　已经过了正月十五，城阳区的几个工业园里，一些韩国工厂仍然大门紧闭。往年初八的时候工人们就应该已经回厂上班。

　　“这里人气散了。”在南疃村附近已经居住了十多年的王源海说。他最直观的感受来自于丈人胡老头，老丈人在南疃村开了一个旅馆，专门给韩国公司职工当宿舍，曾经住着上千人的楼房，如今只有两百多人了。

　　而立之年的王源海是建筑队的一个小工头。开着破旧的面包车行驶在流亭镇大大小小的工业区里，他对上个世纪末开始的南疃村的热闹场景记忆犹新。城阳区的不少厂房就是当年他跟弟兄们一起盖起来的，那个时候，韩国人大批大批地到来，荒地上的厂房像蘑菇一样遍地生长，隔半个月就冒出一座新楼。每到下班，这里的街道上人潮涌动，就像赶集一样。路边都是写着韩文名字的小馆子，韩国人坐在餐馆里头喝酒。那时，看着韩国人在南疃村里山呼海啸，王源海时常觉得自己置身于一个韩国村庄。

　　转变从2003年开始，那年春天，王源海不时听说有韩国企业搬走。有一次，一个韩国老板欠了他老丈人近万元的工人住宿费连夜跑了，从此再也没有出现。这让老人自责至今：“他拖了两三个月，我怎么就稀里糊涂地答应了呢？”

　　对韩国老板的突然离开同样感到措手不及的还有工人。

　　2月20日，城阳区夏庄黄埠。刚过完春节的工人宋志强和田肖回到大三信制衣厂时，发现厂里的大门已经锁上。门前依然鲜红的春联已经被扯成碎条，“大三信”三个字被铲去，只剩底下的英文名称SAMSHIN让路人大致可以猜出这家企业的名称。村干部说，韩国老板春节期间就已经逃跑了。而此时，大三信服装厂已经拖欠工人两个月工资。当宋志强他们到劳动局监察大队投诉时，他们才了解到，另有一笔每月从工人工资中扣除的保险金也没有如约打入他们的账户。

　　黄埠村的干部接管了大三信制衣厂的传达室。“这些老板太黑了！”除了跟着村干部愤慨地骂两句，宋志强和田肖只能自认倒霉，这种事以前就发生过，从来没人讨回过工钱。老板人间蒸发，意味着死无对证，意味着一笔无头债。

　　他们领了村里发的每人700元的一次性补偿金，就匆匆忙忙地登上另一个韩国服装厂派来的卡车，他们不知道这一次老板会不会逃走，但他们需要挣钱糊口，一刻都不能耽搁。

　　刚过去的这个元宵节让建筑工头王源海、出租车司机施长发明显感觉到了村里人气的回落。写着“厂房出租”的红色横幅沿街到处都是。但是，究竟多少企业走了，有多少是办理了正规清算手续，多少是连夜撤逃，村子里谁也说不清楚。有两次，王源海在酒桌上提及此事，当即被同席的村干部制止，“这个事情还是少问为好。”

　　村里的敏感不难理解，对于一个开发区来说，人气比什么都重要。同样，在离青岛市区两小时车程的胶州市，对于韩企撤走，政府部门同样讳莫如深。胶州市政府宣传部的一位工作人员给上司打电话，“又来了记者”，长叹了一口气后他告诉记者，“这个事情不能再提及了”。

　　究竟撤逃了多少家企业，政府部门至今仍然拒绝给出一个准确的数据。

　　走不走？

　　走还是不走？该去哪里？这是韩国金石善夫妇最近时常和朋友讨论的问题。

　　对他们来说，离开青岛转向内陆，甚至去往更遥远的越南只是时间长短的事。2月21日在一家咖啡馆和记者见面时，金石善的朋友已经走了三个。他们开办的企业规模都很小，雇用人数在两三百之间，主要经营工艺品和皮革。

　　在金老板狭小的厂房里，几十个中国工人在缝纫机前埋头工作。与中国一般的乡镇企业没有什么不同，厂房是简陋的铁皮屋，除了缝纫机和熨烫设备，这里数量最多的就是“人”。

　　正是大批工人让“金老板们”开始吃不消了。

　　“工人工资实在涨得太厉害了。”一口咖啡下肚，金石善眉头紧皱。仅去年一年，青岛市工人最低工资标准就由560元提高到760元，而实际支付工资也由2000年的800元涨到如今的1500元。加班费用由当年的1.6元/小时，上涨到去年的5.7元/小时，今年则涨至6.7元/小时以上。

　　金石善的说法很容易就能从遍布工业区的招工广告上得到印证。

　　地价猛涨也是韩国商人离开的原因。1999年金石善随着韩国同胞们大规模进驻时，城阳区还只是一个小村庄，30公里外的胶州更是一片农田和洼地。王源海描述当时他带着韩国人来看这里大片的廉价空地时，“他们惊喜得几乎要尖叫起来”。

　　一位吕姓女士告诉记者，1998年她以7万多的价钱在城阳区中心买下了一套100多平方米的房子，如今如果要在同一区域购买同样的房子要付出12倍的价钱。

　　明阳路上的“21世纪不动产”的经理赵丕功提供的数据证实了这一说法。上世纪末城阳区的房价开始缓慢上涨，到2003年每平方米猛涨了1300多元。“今年城阳区二手房均价在4000元左右，万科在城阳的一个新楼盘已经是每平米9200元。”经过十年开发，城阳区寸土寸金，工业用地同样十分紧张，地价上涨几乎与住宅同步。在紧邻青岛流亭机场的南疃和洼里工业园，厂房租价比一年前涨了整整十倍。

　　上世纪末韩国人就开始迁入青岛，至今这里仍是韩国人密集的城市。每周从青岛至韩国首尔、大邱、釜山三个城市的航班就有三十多架次，与仁川间的轮船每周也有四班以上。2002年青岛常住韩国人为近2万人，2003年上升至3万人，2004年则飙升至5万余人。有的是全家搬来，夫妻到韩企上班，孩子在青岛读书。而如今随着生产成本大幅提升，金石善的朋友们只好选择搬走，“济宁和荷泽交通没有青岛方便，但是那里每个月工资700元，就算要经常加班很多工人都抢着干。”

　　实际上，韩企的撤离并不是这一两年才发生的事。

　　韩国中小企业厅代表处课长李炳直向记者出示的一份统计资料显示：在2001年到2007年间，未正常清算撤离青岛的韩国企业就有206家。自从2003年开始发生韩企零星外逃之后，非法撤离数量每年递增，去年一年就达87家之多。

　　整个山东沿海市县都在面临同样的问题。

　　就在1月中旬，烟台的韩国世刚贸易株式会社旗下的三家企业数十名高管在一夜之间集体消失，遗留下5400多万元债务。事后有烟台网友发帖说，数十名高管分乘三辆大巴从国内三个机场分别出境，在外逃前一天，某韩国高管更是嘱咐他的中国司机，“明天不必上班，我们要一起坐车去打高尔夫球。”

　　烟台“世刚事件”之后不久，青岛市辖的胶州，两家由韩国兄弟二人开办的老企业，在扎根已近十年后，也选择了悄然失踪，只留下海尔大道上两间空荡荡的厂房杂草丛生。

　　李炳直课长承认，上述撤离韩企的资料中，胶州、即墨等县级市还没有统计在内。

　　韩企淘金术

　　在青岛市郊的204国道上，沿途可见星罗棋布的韩国企业。与上个世纪末被中国人奉为上宾的“外资企业”不同的是，这些企业与中国乡镇企业相比规模都显微小。记者实地走访发现，不少企业就落户在当地农家，厂房为普通砖房，面积不超过30平方米，在漆黑的房间里，几个工人围着一张桌子做着手工雕琢玉器之类的活儿。

　　“未正常清算”的撤离韩国企业中，15%是纺织企业，30%是工艺品企业，13%从事皮革生产，六成以上属于劳动密集型企业。2月中旬韩国进出口银行发表的《青岛地区投资企业的非法撤离现状》报告书说。

　　而这些技术含量低、对环境有污染的劳力密集型企业在中国却长期享受着很高的税费减免。在“两税并轨”之前，外资企业只需要缴纳15%的企业所得税，仅为中国企业的一半。此前来自青岛市外经贸局的一份统计资料表明：2006年，青岛市外资企业总税收额为54亿元人民币，但韩国企业缴纳的税金只有9亿元人民币，韩国企业数量在所有外企中占六成以上，但税收比率只有不到两成。

　　“这里面有很多秘密。”章朝华说。他是青岛一家国际货运代理公司的老板。多年来他跟韩企做了很多生意，对韩国的经营状况十分熟悉。

　　他发现有一些小型的韩国企业其实只是一个空壳。他们在青岛的郊区租下厂房和机器，10万美元就能注册一家公司，而实际上最终到达的注册资金一般只有3-5万美元，然后通过银行贷款和拖欠上下游货款来套利。

　　另一种情况，也最为常规，当“两减三免”期限即将到达时，企业便以假倒闭的形式，将工厂转向另外市区寻求优惠政策，换合伙人注册公司重新扎根，享受新一轮的减免优惠。这些外资企业入驻某个区市工业园区，一般不自建厂房，主要以租用为主，以便今后迁徙。青岛科技大学的教授袁晓莉将这概括为“候鸟现象”。

　　同时，很多韩企采用“高进低出”的方法来减少账面收益。所谓“高进低出”就是以高价从韩国进货，再以低价买出，从而使驻华企业的账面盈利微薄，而实际上价值都已经通过高进价转移到韩国了。多位专门为韩国企业申办各种手续的代理商向记者证实，韩国中小型企业主要使用“高进低出”的手段来转移在华投资收益，在行业内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蜜月期终结？

　　在一些当地人眼里，青岛和韩企的蜜月期正在终结。随着多年招商引资，青岛当地对韩国企业的投资也从“奉若上宾”转变为“招商选资”的理性姿态。

　　商务部统计，目前中国国内约有韩资企业46000家，三分之一在山东，青岛就有4000多家，生活在青岛的韩国人超过10万，这里是韩国中小企业老板的天堂。鉴于韩国企业在青岛的重要地位，韩国产业资源部所属的中小企业厅还在青岛设立了代表处，青岛市对外经济贸易局也特别设立了韩国处。

　　自从1989年，青岛市第一家韩国独资企业托普顿电器有限公司落户城阳区后，青岛茶山人造首饰、青岛韩菊胶带有限公司等韩资企业又相继来到青岛，形成了第一批韩资在华企业。在1992年两国建交前，青岛市共批准了71家韩资企业，建交后几年间韩国企业在青岛的投资逐年稳步递增，大批投资注册资金在几十万美元至三百万美元之间的中小企业纷纷进驻，这些在韩国已失去竞争力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在山东半岛遍地开花。

　　几乎“零门槛”的招商引资政策随后就招致各种诟病。

　　中国海洋大学区域经济研究所2004年的一份研究资料显示，截止到2001年底，韩商投资企业的平均规模为111万美元，比山东省外商投资企业平均水平低了近一半。胶州对外经贸局的一位副局长说：“先前不论企业大小，引进来再说的做法，早已经过时。现在所看到的韩国小型企业主要是历史遗留产物。”

　　早在2004年，山东省外贸厅厅长周嘉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曾提出：“韩日固然重要，但更要放眼欧美，这个领域层次更高，资源更丰富。”

　　袁晓莉教授长期关注东北亚经济交流，曾经带着研究团队在青岛下辖区县对外资企业进行过深入调查。她认为应制定“外资准入制度”，在对外商投资的审核中，宜设立“三道门槛”——控制小规模传统制造业项目审批；控制环境污染项目；对于一些有信用劣迹的外资企业，应加大监管跟踪力度，限制一些不守信用的企业在青岛所辖的一个市区向另外一个市区的转移。

　　她介绍，上海、苏州和昆山等城市“十五”期间就提高了引进外资的门槛，将污染重、规模小、技术含量低的外资拒之门外。如昆山市政府制定了“三不政策”，即劳动力需求量超过8000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退税额过高的产业以及高污染产业，一概拒绝。

　　韩方似乎也越来越明确地意识到了这一点。最近带领对华韩国经济使节团而访问中国的大韩商会会长孙京植2月17日对韩国企业提出警示：“应该关注变化的中国市场，并根据这种变化修改进军战略。”

　　“中国现在不再是单纯的出口加工基地和代理加工基地。我们应该着眼于拥有14亿人口的中国内需市场，抱着和全球一流企业竞争的决心进军中国，如果认为适当生产便宜产品出口到第三国即可，那么十有八九会失败。”

　　韩国人离开之后

　　事实上，青岛韩国大型企业口碑一直很好，由于福利好，工资发放及时，很多工人争着抢着要去。但韩国的小企业在青岛民间一直饱受争议。

　　长期为韩国商人代理企业事务的朝鲜族人姜申说，韩国一些小老板素质并不高，有些人小学还没毕业，在韩国挣了些钱之后，就把住宅抵押，全家到中国山东淘金。而老板个人风格则主导着企业特点。

　　有一次，他给一家韩企做货物代理，到公司与企业管理层见面。办公室就在一个铁皮屋里，交谈过程中一滴水从屋顶上渗下来，不偏不倚地落进咖啡杯里，而一屋子韩方人员看到了都若无其事。事后，姜申就警告自己的生意伙伴，一定要小心这家企业的信誉。果然不久后，这家企业就因拖欠货款，被中国代理商告上法院。

　　在金石善看来，这次一些韩资企业的“非正常”出走，更是给韩国商人的信誉雪上加霜。尽管他觉得韩企撤走实际上不会给当地留下多少麻烦，但事实上地方政府却不得不为企业拖欠的薪酬买单。在烟台，由于世刚纤维的撤走，区政府向1200余名劳动者支付了近200万元的工资。

　　在青岛已生活四年的李炳直课长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在这个事情上，他希望中韩双方都能理性看待，他说，韩国政府正在拿出一套方案，今后将由中小企业厅负责对韩国老板们进行培训，而另一方面则将由韩国政府与中方协商如何缩减清算手续。“法律上外资企业进行清算需要9个月，而在实际操作中需要两到三年。”青岛市外经贸局韩国处处长吴日龙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青岛市政府正在筹划建立一个网上清算中心，帮助韩国在华企业能够轻便、简捷地办完撤离前的手续。

　　然而，在青岛城阳区的南疃和洼里，人们更关注的是眼下备受打击的服务业。大批工人正在转移，在城阳的青岛义恩服装有限公司门口，老板崔某在招工启事上用了硕大的标题——“我爱你们”。

　　以前这里人头攒动的工人正在向山东内陆的济宁和荷泽进发。在城阳和胶州招工中介的市面价格已经上涨到每人100元以上，在城阳区北边的即墨市，现在即使月薪2000元也不一定能招来熟练的缝纫工。

　　冷清的街道上，众多韩式餐馆的转让横幅在料峭的寒风中抖动。夜里十点过后，夜总会门口也见不到拥挤的韩国老板，出租车司机施长发开始怀念为几块钱打的费讨价还价的韩国客人。傍晚，王源海时常开着他的面包车在流亭镇上转来转去，他希望老丈人的生意尽快好转。

　　章朝华对韩企的突然撤走同样十分悲观。青岛市目前有物流企业1400多家，而韩企货运总量占到起码一半的份额。“明年估计会有十分之一的物流企业陷入困境。”章朝华说。

　　不过这一次，他希望自己的预测是错误的。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金石善、章朝华、王源海为化名)

龙啸天

河南塑料袋巨头的“突然死亡”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3月27日10:30 南都周刊

工人们的坚决反对，并没能阻止这个全国塑料袋生产商的去意。 贾俊生 摄


　　记者 车黎 河南遂平 报道

　　从1月末开始，43岁的倪俊丽就和她的工友们，一长溜地坐在县政府门前的花坛边，在聊天，在太阳底下打瞌睡，更多的是在发呆。

　　如果不是在县政府门前，如果不是三四十甚至上百人的规模，如果不是两个多月的坚持，倪俊丽们的“静坐”只是些街坊间的闲事。但是，地点、人数的敏感性，使得这些“静坐者”被遂平县人看成是种“示威”。

　　倪俊丽说，我们这是在“上班”。

　　这群以中年妇女为主体的“静坐者”，真的按照工厂倒班的模式，分别排了“上午班”和“下午班”，“上班”点数跟政府部门的作息时间一样，从上午9时到下午5时。

　　烫着短卷发的倪俊丽，和其他的人身份相同：曾是河南省遂平县华强塑胶有限公司的工人。能在“华强”工作，对这个有着54万人口的中原小县城居民来说，是个体面的差事。

　　但是这份曾经“荣耀”的活计，在2008年1月20日戛然而止。这天，全国最大塑料袋生产商贴出公告，宣告解散，包括遂平华强和60公里之外的另一个分厂——漯河华强在内的2万名工人瞬间失业。

　　最后半年

　　在倪俊丽看来，工厂的倒闭，没有一丝先兆。倪说：“每天拉货的车都排着队来，要先拉到货还得开后门。”

　　曾是下岗工人的倪俊丽，6年来，一直在华强过得很顺心：每月1500元的工资，跟当地平均工资相比，整整高出20%，而且从来没有拖欠过。

　　身为公司质检车间一名“领班”，倪俊丽对公司的情势变化一无所知，相反，她认为公司的发展是越来越好了。

　　的确，1995年，广州南强塑胶有限公司在遂平投资兴办了华强塑胶制品公司后，飞快扩张，遂平的厂房从80亩扩大到160亩，1998年在邻近的漯河市又开办了一家占地300亩的分厂。根据公司公开发布的信息，它的年产量25万吨以上，产值高达22个亿，在全国市场的份额占到了50%，其产值11年在全国同行业排名第一。流动资产和固定资产总和达到40多亿元。

　　就是这个看起来不可能倒闭的“中国最大的塑料袋生产商”，却突然猝死了。1月20日，正准备进厂上班的倪俊丽，在工厂大门口的墙上看到了一张公告：公司宣布于2008年2月1日解散。

　　和倪俊丽“蒙了”不同，作为公司质检部主任的郭建伟，几个月来一直在小心观察着公司的变化。

　　2007年10月，有两个车间停工。

　　2007年11月，开会传达广州南强总公司关于“改制”的内容。当时公司花30万元聘请了律师和会计师，设计了几套改制方案，其中包括转让和全员入股。改制的计划就是让公司职工交钱入股，“交一两万就可以参股”。

　　到了今年1月，所谓的改制进入了最后关头，“连投票箱都准备好了”，说要召开职工大会，由职工投票决定改制的最后方案。

　　然而，这一切戛然而止。

　　原因是“漯河暴动了”。

　　“漯河暴动”

　　所谓的“漯河暴动”，是工人夸张说法。

　　去年12月底，华强漯河裁掉了2000人，在养老保险等方面并没有给予足够的赔付，各种关于公司前途的猜测四起。

　　同时，一些工人感觉到“不对劲”：公司每天都有几大车货物往广州运。1月19日，成品仓保管员上报库存已经不到18万件，而该公司一天的产量就有15万件左右。工人们怀疑老板想甩手不干。

　　1月19日是工人上班的最后一天。

　　漯河分厂厂长陈锋舟回忆说，“当时很多工人堵住了厂门口，不让运货车出厂。同时，还劝上夜班的同事停工。”

　　一些工人冲进厂里的办公室，对办公设备进行破坏，甚至“把工厂的几道大门都给扒了”。当地出动了数十名警察才平息了事。

　　这起混乱的事件中断了华强公司精心安排的计划。1月20日，华强公司大门口就贴出公告，宣布公司解散。“现在猛然想起来，什么改制，原来是要金蝉脱壳啊？”郭建伟这才有些恍然大悟。

　　倪俊丽当天没能进成工厂。那天正好她女儿大学放寒假回来，她没敢回家，“怕女儿知道了着急”。

　　当晚，她收到了一个工友的短信：早上9点去厂门口。

　　1月21日，等倪俊丽到遂平工厂门口时，门前107国道已经挤满了上千名工人，几百辆经过国道的车辆被堵在了路上。

　　厂方把这个事件定性为“大规模群体事件”。“我们没想堵国道，只是想要求厂里解决问题。”倪俊丽也在现场待了一上午。

　　一根又一根稻草

　　工人们的坚决反对，并没有阻止华强的去意。1月22日，遂平华强在互联网上发布消息，遂平和漯河两个分厂一起整体转让，转让价格为2.8亿-3.5亿元。

　　没人想到这家中国最大的塑胶企业会骤然倒下。

　　关于原因，遂平华强、甚至广州南强的管理层始终没有正面解释，而遂平县中小企业服务局局长徐俊彦面对媒体，给出了自己的分析——限塑令、亏损、新《劳动合同法》。

　　2007年12月31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限制生产销售使用塑料购物袋的通知》，规定从2008年6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禁止生产、销售、使用厚度小于0.025毫米的塑料购物袋。而华强的产品90%以上正是国家禁止生产、销售和使用的超薄塑料袋。

　　但是，在质检部主任陈红看来，“限塑令”并不是“禁塑令”，“要转产并不困难，只要把吹膜机的齿轮改装一下就可以了，何至于马上就要歇业？”

　　而陈锋舟也是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公司就不顺应国家的政策转产呢？”

　　遂平华强塑胶原总经理助理、工会主席刘建华知道些内幕，漯河、遂平两家分厂在2006年和2007年度内，因为原材料涨价、劳动力成本提高等原因已亏损3000万元。

　　同时，塑胶企业属于技术含量低、投资小、劳动密集型企业，一台吹膜机、一台制袋机、一个小作坊就可办起来。在华强进驻遂平之后，周围出现了一些家庭作坊式的小型塑料袋厂，抢走了华强一定比例的市场份额。

　　值得一提的是，华强曾多次公开表达了对税收政策的不满。为减税，公司甚至曾以万名职工的名义给国务院和国家工商管理总局写信请求对劳动密集型企业减税，但是并没有效果。

　　新《劳动合同法》下的成本压力

　　“你们怎么看待新《劳动合同法》呢？”

　　销售部职工魏学峰一听这个问题，总会自动忽略记者问题中的“法”字，说：“劳动合同我们签了。”

　　“我们都还高兴呢，以为新《劳动合同法》出来，我们的保险有人管了。”倪俊丽说。

　　在刘建华看来，新《劳动合同法》才是遂平华强迅速结业的致命原因。

　　在遂平华强的7000名员工中，仅有1000人左右参加了社保。而遂平县当地劳动部门按照新《劳动合同法》计算出来，13年来遂平华强拖欠工人的养老、失业保险金以及各种加班费用加起来高达1.8亿元。对于建厂13年的华强来说，有超过2000名工龄在10年以上或者接近10年的老员工。根据新法，连续工作10年以上的员工，应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如果2008年继续生产，按照新的劳动合同法，公司将比上年度多支出4000多万元。而遂平华强去年亏损额是3000万元。

　　“到了该它偿还和承担社会责任的时候，公司却断然选择了退出。”郭建伟无奈地说。

　　令工人们很难接受的不仅是公司的突然解散，还有公司解散之后对待他们的态度。

　　在宣布解散三天之后，公司给出了一份“和解协议”，核心内容是工人们能得到全年平均月工资的60%，也就是600元，买断了工人与工厂的任何关系。

　　600元，没有让工人满意。倪俊丽和她的工友们把希望寄托在他们的维权小组上。

　　这个维权小组代表的工人由最初的3000多人，剩下1000多人，到现在只有600名工人。大多数工人选择了妥协，“该找工作就找吧，吊在一棵树上也没啥用。”

　　工厂停工两个多月，女儿在上大学，爱人没工作，倪俊丽选择天天到政府门口“上班”。

　　倪俊丽把这次失业和10年前的“下岗”联系到了一起。当时她从县里的纺织厂下岗时，刚开始也是什么都没有，“后来到大院儿(政府)门口坐了两个月，好歹给了几千块。”

　　3月10日是最后签署期限。倪俊丽没有去签协议。“上次下岗就解决得不好，这次不能就这么算了。”这600多名工人留下的只有仲裁或者打官司的路了。但是，华强公司态度非常明确，不接受仲裁，“直接法庭见”。

　　“你说我们这事能不能不打官司？”维权小组组长唐庆华对于诉讼显然充满了畏惧，因为那意味着要付出不见底的时间和精力。他们更愿意把希望寄托在政府上，“他们真的就没啥办法了吗？”

　　塑料袋业的转型

　　“和华强有什么可谈的？停产、转让都是企业自己的行为，其他问题都走法律程序。”遂平县副县长赵峰这样说道。

　　事实上，当地政府根本做不到这样超脱。

　　河南遂平是一个传统农业县，近些年来和大多数中西部省份一样，把“招商引资”当作重点工作之一。在其政府的宣传网站上，招商引资的明星企业前三位分别是“造纸、塑胶、化工”，几乎都是重污染企业。在县政府10余个“遂平功臣”宣传栏，其中一位“功臣”的立功事迹就是“引入华强”。

　　华强是当地最大一家民营企业，最近几年，公司每年上缴的利税占到了遂平全县税收的一半左右，还解决了7000人的就业问题。华强的停业，对于河南省南部的这样一个小县城来说，无疑是一场不大不小的地震。

　　遂平县政府的心愿还是让这个“利税大户”继续存在下去，不管谁来接手。今年春节后，由遂平县副县长赵峰带队的协调小组两度奔赴广东，与总部广州南强公司谈判，想尽办法让广州南强能够在遂平继续发展。然而，无论塑料厂怎么发展，归谁经营，一劳永逸地解决与工人的法律纠纷，是广州南强公司最为看重的。

　　广州南强已经宣布退出塑料袋行业，这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华强发展的这12年，正是我国塑料袋企业飞速发展，直至泛滥成灾的12年。在“限塑令”出台前一个月，中国塑协塑料再生利用专业委员会副会长董金狮公布的数据是，全国每天仅买菜就要用掉10亿个塑料袋，其他各种塑料袋的用量每天在20亿个以上。

　　林平(化名)是华强配料车间的一名工人。他在工厂做了整整10年的时间，在他看来，从某种意义上讲，公司曾经的辉煌成绩建立在不正当经营之上。

　　林平说，“华强塑料公司辖下的华强废旧物品回收公司，从全国各地回收来废旧塑料瓶、废旧薄膜、塑料袋，而这些又几乎全部送进了吹膜车间，通过二次造粒吹膜制成新的塑料袋。”他的工作就是调色、掺入聚乙烯，“保证做出来的塑料袋色泽美观。”

　　使用回收塑料，是降低成本的方法。但按照行业标准，回收再造的塑料袋是禁止用作食品包装袋上的。然而，“还不是大部分在流入市场之后成为了食品袋。”林平说。

　　现在华强退出，在6月1日前，市场对于塑料袋仍然有着巨大的需求。巨头倒下，给不少小塑料袋生产企业带来“最后的疯狂”。

　　自从传出华强塑胶倒闭的消息后，市场上塑料袋的价格涨幅非常大，每件(20公斤)已经涨了几十元。

　　就在华强停业后的一个月里，不少等着进货的经销商蹲在厂门口，希望能够在众多赶来买存货的经销商中拿一点货。

　　“华强关门太快了”。安徽芜湖经销商周德胜在等了两天之后，转身准备去相邻的西平县，那里有不少作坊式的塑料袋生产企业，“但那些小厂的产品质量比起华强来，肯定是差了太多。”

　　6月1日以后，限塑令到底能执行到何种地步？一些塑料生产商也在观望华强变局。

　　而倪俊丽们则密切关注华强的动向。对他们来说，存货可以卖，但机器不能随意动，这是他们认为得到赔偿的最基本筹码。

　　按照新《劳动合同法》计算出来，13年来遂平华强拖欠工人的养老、失业保险金以及各种加班费用加起来高达1.8亿元。如果2008年继续生产，公司将比上年度多支出4000多万元。而遂平华强去年亏损额是3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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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啊

龙啸天

温州20%的中小企业因经营成本上升而关门

2008年03月27日22:16　 来源： 央视国际    作者：周人杰 殷莉 李培
发表评论(2)支持(1)反对(0)北方国际为何逆势涨停 涨停先锋出击示例 大盘暴跌谁在逆势飙升 曝：翻番牛股再现金容

第1页:原材料涨价带来巨大压力第2页:人民币升值影响同样很大第3页:温州企业需获取更多附加值



　　据央视27日晚播出的《经济半小时》消息  可能很多人没有去过温州，但是很少有人没用过温州的产品，这个浙南小城，生产了全国10%的服装、20%的鞋、60%的剃须刀、65%锁具、80%的眼镜、90%的金属外壳打火机和 90%的水彩笔，温州的低压电器、五金制品、汽车摩托车配件、陶瓷制品在国内也都占有重要地位，可以说，温州制造的崛起就是中国制造发展的一个缩影，然而，最近我们记者到温州采访的时候却发现，当地一些曾经红红火火的制造企业，现在日子越来越难过了。

　　在位于温州市某开发区的一家服装厂，从外观上看，四层楼高的厂房显示出这家服装厂的规模并不小，然而当记者走进工厂以后，却看到了这样的场景：数千平方米的生产车间里空无一人，在厂房的一角堆积了不少大大小小的包裹，记者打开一看，原来里面装的是已经加工好的衣服，数百台缝纫设备拥挤地摆放在一起，似乎提示着这里曾经有过的繁忙，而从墙上的这份通知发布的时间来看，今年的一月份这里还在生产。

　　作为这家服装厂如今唯一的留守人员，这位保安还清楚地记得就在两个多月以前，这里还是机器轰鸣、人声鼎沸，每天几百名工人进进出出，让他忙得几乎没有功夫休息，然而当时的他怎么也没有想到，春节过后突然发生了变故，由于去年以来亏损不断扩大，这家服装厂的老板不得不忍痛关掉了工厂。

　　今年春节过后，很多精明的温州人突然发现，似乎一夜之间温州的工厂关停掉了很多，与此同时，报纸上有关厂房转让和出租的信息也越来越多，每天都是整版整版的，老王就是其中刊登了厂房出租信息的一员，他告诉记者，他的这个厂房此前也是租给了一家服装厂，由于生意不好做，今年春节期间这家服装厂的老板就关掉了厂子退租不做了，于是老王只好再找新的客户，不过尽管广告登了五六次，钱也花了不少，可是厂房怎么也租出去，和头两年相比，租金降低了百分之四十左右，可是厂房还是租不出去，这让老王很着急，面对着空荡荡的厂房，老王心里很发愁，他不知道到底哪天他的厂房才能租得出去。

　　事实上，除了服装、鞋、电子等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大量关停以外，现在温州的一些特色轻工产业也开始出现危机。

　　打火机是温州最有特色的产业之一，目前全球有百分之八九十的金属外壳打火机都产自温州，照说这是一个让人值得骄傲的数字，然而作为温州打火机行业的领军人物，周大虎却忧心忡忡。

　　周大虎告诉记者，打火机企业数量从一年多以前的六百家左右锐减到现在的三五十家，温州的打火机行业遭遇到史无前例的重挫，看着身边曾经的同行一个个相继倒下，周大虎的心里一点也轻松不起来。

　　事实上，一场危机正在温州制造业的各个领域中快速蔓延，周德文，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温州科学管理研究院院长，长期研究和跟踪温州经济发展模式。

　　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应该说温州的中小企业现在面临的是一种，属于一种非常困难的一种状况，那么也是可以说用危机来表述，也可以说是比较大的危机，特别是今年春季以后，有一部分中小企业，他就没办法生产。”

　　根据温州市中小企业促进会的统计，目前温州共计有30多万家中小企业，那么其中究竟有多少已经或者正面临倒闭呢？

　　周德文认为可能有20%左右的企业处于停工或半停工状况。在周德文看来，更加值得关注的是，正在经历危机的不仅仅是温州，在长三角的一些轻工制造业也比较发达的地区，都面临着同样的困境。

　　周德文：“应该说我觉得这种危机各地都有存在，长三角地区，因为我经常带企业家去考察，包括在上海周边的几个区，像松江、金山等等，那么这些区域也同样面临着这种危机，包括苏北，江苏北边。”

　　在温州的民营经济里，中小企业是最富有生命力的部分，可以说，正是无数生机勃勃的中小企业支撑起了温州制造这块金字大招牌，很多温州当地知名的制造业巨头，像德力西、正泰，虽然如今都身价几十亿、上百亿，但想当初也都是从作坊式的小企业起的家，如今，温州不少中小制造企业都陷入困境，它们到底遇到了什么难题？来听听企业经营者的说法。

　　在周大虎看来，温州的打火机企业在一年的时间里倒闭了八九成，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很多企业无法承受原材料涨价带来的巨大压力。周大虎说，温州生产的金属外壳打火机其原材料主要是锌、铜、白金、镍等，而近几年有色金属的价格一路高歌猛进，屡创新高，这使得企业的成本大幅提高，比如这一两年，铜从原来的两万多到现在六七万，涨了两三倍，锌从原来的八九千，现在涨到两三万，有时候三四万。

　　尽管原材料涨价了，不过要想把终端产品的价格也随之提高，就不那么容易了，很多企业面临着不涨价等死，涨价快死的状况，温州的企业原来采取的本身就是低成本、低价格的竞争的战略，如果利润一提价，别人没提，那么企业的业务全部会被人吞食掉了，那这个企业就马上没有办法生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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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不断向上攀升的不仅是原材料，还有劳动力成本，一位服装厂的负责人告诉记者，他做了十几年的生意，从来没有什么时候像现在这样不好找工人。在温州的每家工厂门口，几乎都贴着招工启示。工人找不到满意的工作，企业大量缺工，这样的怪圈在劳动力密集的地区愈演愈烈，而今年开始执行的新的《劳动合同法》更是给企业提出了新的挑战。

　　周德文：“一般的测算，不同行业平均来说，《劳动法》严格执行的话，作为企业会增加15%甚至20%的成本，那么对于企业来讲，他的利润本身就不可能有那么高的利润，作为现在很多的中小企业，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事实上，除了原材料涨价、劳动力成本提高等因素以外，对于众多以出口为主的温州企业来说，人民币升值带来的影响同样很大。

　　周德文：“这几年升值的速度比较快，预计今年明年还会升值，在这种情况下，温州的中小企业，它大部分是有外向型的，它有产品出口，通过直接出口或者外贸公司出口，那么通过人民币一升值，对他们来讲，实际上他们的利润空间就都给吃掉了，以前国家的出口退税这些政策越来越滞后，现在的政策也在微妙的变化，这样使得温州的企业面临巨大的压力。”

　　在美元持续走低的同时，美国乃至欧洲的消费力也日益疲软。

　　早在20多年前，温州人就跑到全国各地谋生，修皮鞋、裁衣服、理发、开饭馆、做钮扣、卖小家电，别人不屑做的事温州人能做，别人吃不了的苦温州人能吃，别人看不上眼的小钱温州人赚。不过，现在温州中小企业仅靠吃苦耐劳、精明能干这些传统优势，已经不足以应付眼下的生存难题了。

　　虞文品一家做了将近二十年的电线电缆生意，在这个行业里已经是小有名气，生意也做到了全国很多地方，这让不少人羡慕，不过提起走出温州到外地设厂，虞文品却一脸的无奈。

　　虞文品说公司之所以决定到外省设立生产基地，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温州的土地实在是太贵了。现在在温州柳市镇，工业用地一般情况下稍微地段要好一点的话可能要达到60、70万一亩。

　　由于温州本来就地少人多，同时拥有数量相当庞大的企业，导致温州的工业用地日益枯竭，在土地严重供不应求的情况下，温州的地价不断攀升。

　　周德文：“现在在温州土地资源非常紧缺，已经到达寸土寸金这样的程度，我们现在工业用地的价格是200万一亩，这个是全中国最昂贵的土地价格，内地很多地方还是只有5、6万，即使上海这种中心城市，他的土地价格比温州也低的多。”

　　原材料涨价、劳动力成本提高、国外消费市场疲软、土地价格飞涨，对习惯于靠低价打市场、靠船小好掉头来谋生的温州中小企业来说，难题这两年是一个接着一个，但正像20多年前，温州人没有坐等天上掉馅饼一样，如今温州中小企业也没有身陷囵圄，他们从传统制造业的夹缝中，开始寻找新的突围之路。

　　昂贵的土地价格迫使一部分精明的温州商人主动走出温州，据统计，目前780万温州人里面，有大致300万人在外地投资兴业。

　　周德文：“像我们温州人在西部、重庆，在四川建造了两个鞋都，那么一下子去了就是几百家企业，光在上海周边，温州人建了23个上规模的市场，都是规模很大的。”

　　不过并不是每一个温州商人都有能力走出温州，或者有的行业出于配套等原因，并不适合到温州以外的地方发展，那么对于留守在温州的数十万温州企业来说，面对原材料涨价、劳动力成本上升等严重困扰企业发展的问题，他们又该怎么办？

　　在去年大虎打火机出口国家的名单上，记者看到多出了几张新面孔：墨西哥、哥伦比亚，都是海拔在2500米以上的国家。

　　为什么新开发的客户都是在海拔2500米以上的地区？原来，在海拔2500米以上的地区，普通的防风和直冲型的打火机是打不着火，而大虎公司去年最新研发的一款高原打火机却成功地实现了高原防风打火，正是这款新产品给大虎打火机带来了新的商机。

　　仅仅去年下半年，这款高原打火机就出口了两百多万只，新产品为企业带来了新的市场和新的希望，不仅在开发新产品上下功夫，大虎打火机还投巨资对原有的产品进行工艺和设计上的改造，以提高产品的附加值。

　　经过工艺改造以后，价格翻了一倍多，周大虎尝到了技术创新带来的甜头，周大虎告诉记者，看似没有太多技术含量的打火机其实也需要不断进行创新，事实上他们企业每年都要开发好几百款新打火机。

促进剂

龙大侠，我太佩服你了，劳动法分析得好透彻。。。。

邓海岸

现在政府是病急乱投医了。
头痛治头、脚痛医脚，它  娘的就不知道是内分泌失调！

龙啸天

珠三角中小企业感受宏观调控压力 考虑转型或转移

2008年03月28日05:00　 来源： 21世纪经济报道    作者：钟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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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页:企业的双重压力第2页:行业成本上升三四成

　　谢颖坐在记者面前，眼泪直流：“我投资了三百多万，现在就剩一推破铜烂铁了。投入的硬件设施把我套住了，现在是想走都脱身不易啊。”

　　谢颖位于东莞市虎门镇镇口村的厂子，大门紧闭，几个外来工在院子里零散地打着篮球。谢颖在东莞投资加工贸易，订单的稀少以及工人的缺失，让谢颖想在月底之前把手头的设备和厂房转手，以节省7万元的厂房租金。

　　自2007年下半年开始，受国家加工贸易政策从紧、出口退税降低、人民币不断升值、原材料成本上涨、《新劳动合同法》出台实施，以及劳动力成本上升等诸多因素影响，东莞，这个中国加工贸易基地，正在经受寒冬历练。

　　东莞海关数据显示，2008年1－2月，家具及零件、服装及衣着附件、塑料制品等东莞传统大宗商品出口不增反降，传统大宗商品合计出口17.2亿美元，下降0.8％。其中家具及其零件、服装及衣着附件、塑料制品等类别商品出口均出现负增长，而去年同期出口增幅至少在30％以上。

　　在一系列中央和地方宏调“猛药”下，东莞的中小企业面临了巨大压力。在东莞市政府“经济社会双转型”政策指引下，转移还是转型？对他们而言，这是个问题。

　　企业的双重压力

　　蔡康是东莞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副局长，自去年下半年以来，就不时有港台商来找他“诉苦”。据蔡康的观察，珠三角外资担心的主要原因不是成本上升导致利润紧缩，而是一系列政策的频繁“轰炸”使得他们的心理承受能力到了极限。

　　这个观点刚好和东莞市主管经贸工作的市委常委、副市长江凌一致。江凌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时候，详细分析了这些企业面临的双重压力。

　　“加工贸易企业现在问题在哪里呢？你现在就算出台一个政策，让他再少5分钱他都受不了。为什么呢？一个是他的利润到了极限；另外更重要的是他的心理承受能力到了极限。因为你再出台政策的话，他就对产业的前景没有信心。”江凌说。

　　对所谓2007年东莞企业撤离的问题，江凌进行了解释。

　　2007年东莞终止的加工贸易企业是929家，占现有总量的6%左右，涉及合同投资额接近11亿美金。

　　江凌介绍说，从1978年到2007年，将近30年的时间里，东莞批准建立的企业有3.3万多家，现在实际还运作的企业1500多家，也就是说30年内累计终止了2.2万多家企业。如果30年平均下来，大体每年终止是700到800家。

　　如果说把改革开放前十年(那个时候相对比较稳定)，这个因素摒除掉的话，实际上后20年大致一年维持将近1000家左右这种企业的终止数量。也就是说从终止的绝对数字来看，江凌认为2007年东莞出现的900多家企业撤离，是“一个非常正常的范畴”。

　　江凌分析，目前真正在东莞难以生存的只是很少一部分主要依靠劳动力进行简单加工装配的企业。所以成本上升，特别是劳动合同法的实施，这一部分企业承受能力弱一些。

　　江凌对记者说，在未来的三五年内，如果国家政策不发生重大调整跟变化，相信加工贸易企业在东莞持续的稳定发展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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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成本上升三四成

　　周银城是东莞虎门镇云彩娇娃童装厂的老板，从1999年5000元接单加工起家，经过9年的发展，如今厂子规模已达一百余人。规模扩大了，可是加工的方式变化不大。由于劳动力成本的提高，使得利润成本大大紧缩。

　　周银城刚创业的时候，一个工人工资不到他创造价值的三分之一，但现在工人工资涨了近30%，《新劳动合同法》实施后，还需要给工人交“三险一金”(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和住房公积金)，而据相关人士调查分析，现在珠三角制造业工人工资平均已过1500元。周银城对此无可奈何，“这相比于2003年以前，工资涨了一倍。加之物价上涨，行业成本上升达到30%～40%。”

　　东莞市产业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对普通工人的需求量巨大。从2003年下半年开始，招工难现象出现，目前众多中小企业都存在招工困难的问题。工人尤其是熟练工人的流失，对企业的生产造成了较大的影响。

　　记者走访了东莞的几个乡镇，不管是在虎门，还是在厚街，街道两侧摆满了招工信息牌。底薪均在千元以上，可是负责一个鞋厂招工的小刘告诉记者，工人现在成了香饽饽，抢不到手。

　　“现在的工人多是80后的，不像他们父辈那么肯吃苦，维权意识也是不得了，动辄就谈劳动法。”谢颖对记者说。

　　珠三角的产业工人大多来自广西、江西、湖南、湖北等地。随着珠三角产业转移到这些地方，本地工人大多就地消化，这也是珠三角“民工荒”的主要原因之一。

　　转移还是转型

　　坐落在珠三角的各个企业随着相关产业政策的调整，也面临转移还是转型的抉择。

　　江凌对东莞的加工贸易企业面临的困难有着清醒的认识：“一方面继续在东莞发展下去觉得会面临困难，特别是随着东莞城市环境的提升，成本的提升，包括国家政策的变化等一系列的因素，使得加工贸易企业继续按照简单加工装配的方式在东莞的生存跟发展碰到困难。而且预计这个难度会越来越大。”

　　但是对这些企业来说，搬到别的地方去又觉得有风险——比如到越南等地，劳动力成本要低一些，但是那里的产业配套关系、产业氛围成熟程度等一系列问题，还不足以支撑现有制造业的发展。所以就面临两难选择。是转移还是转型？

　　“你在东莞继续生存下去，必须要转型。如果你不想在东莞，要转移出去，又面临风险。”江凌说。

　　周银城和他的生意伙伴早就去越南和缅甸等地考察过，但是“不到万不得已，不会把厂子从东莞搬出去”。

　　他的客户之一、台商许家荣自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在台湾做服装生意，后来在台湾成本上升，转战越南，而后抵达大陆。许家荣对本报记者说，当初在台湾做生意面临的困境和目前珠三角遇到的困境一模一样，利润压缩促使资本转移。有了多年服装贸易经历的许家荣不再做直接的订单加工，而是利用台湾熟悉的人脉和市场，交付订单给这里的企业代工，通过市场营销赚取差价，“这样以来，风险就小多了。”

　　周银城也学会了向服装加工贸易产业链的上游转移，接到订单多找厂家代工，“这样我就不用支付每月大笔的厂房、水电以及相关管理费用，我现在的厂房月租金7000元，相比于谢老板的7万元，这个成本我就低很多。即使没有订单，我也可以活下来。”

　　周银城认为，目前为止，倒闭的多是像谢颖那样的企业，“没有订单，还要养工人，付各种固定成本开支。对小企业来说，这就是巨大的开支，时间久了就顶不住。”

　　而江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指出了东莞制造业将来发展的方向，“制造业这一块我想长远来说，东莞可能最终留下来的是IT制造业。但是其它的行业，比如制鞋、服装、玩具、家具，我们希望它的制造可能会离开东莞，但是它的运营继续留在东莞。”

　　就是说，东莞，希望留住传统的制造业产业的高端；对有优势的制造业，则希望留住其完整的产业链。

龙啸天

袁岳：民生政策不能取决于民粹思想2008年03月31日08:29 [我来说两句] [字号：大 中 小] 来源：中国网 作者：袁岳 　　前不久结束的全国两会，有着很重的以民生政策为核心的色彩。在未来几年，民生政策应该继续得到强调。但是，公共政策的发展是多方利益妥协的结果，中国的民生政策本质上是建立在初有成效的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础上的，这些政策必须有以下考虑：

　　其一，有利于鼓励高新技术与新的商业模式的发展，促使产业与经济向高端发展；

　　其二，有利于大量城镇一般素质职工与农村转移向城市的初级劳动力就业，而这就有必要继续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初级产业；

　　其三，把过去大量投入于经济与产业建设的财政资源，以合理的方式投入于民生基础设施的建设。



在切实保护劳动者基本劳动权利与拓展就业渠道之间取得平衡。

　　民粹思想相对注重处在占社会大多数的民众一边，谋求强有力甚至是彻底的利益偏护。如这种思想转变为公共政策主张或者立法动机本身，往往会在根本上伤及民众的中长期利益。

　　目前，民粹思想比较突出地体现在《劳动合同法》与劳动保障规范上。这一立法模式在表面上有效体现了政府对劳工的关怀，但在深层中由于缺乏资方参与，导致投资者产生较大抵触情绪，把社会矛盾引向投资者与立法者、执法者的矛盾，导致了投资环境的不稳定性。由于民粹思想导致的政策变化推动的投资兴趣退化，并进一步形成失业率的上升，到那个时候，无业者的社会保障成本，还要进一步由取自现有企业的税收与财政收入来负担，将会形成一种不敢乐观的恶性循环。